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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导读2017年01月20日

2017年01月20日 第A3版:采访实录【字体】 | 默认 |

“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”(下)

—— 习 近 平 的 七 年 知 青 岁 月

作者:邱然 黄珊 陈思等 来源:学习时报 字数:5616

采访对象:武晖(小名:铁锁),1954年12月出生,梁家河村民。1971年成为民办教师,1973年进入延安师范学校学习,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。2015年退休。
采 访 组: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
采访日期:2016年12月28日
采访地点:陕西省延川县宾馆
  
采访组:请您具体讲一讲,习近平所做的惠民实事有哪些?
  武晖:陕北的良田不足,是在山上种植粮食,广种薄收,农民做了很多无用功,受了很多苦,但是一年下来粮食还是很有限。所以打淤地坝非常重要。淤地坝的位置都在山沟里,山水流下来,淤地坝能把水分保持住,粮食产量自然就高。所以近平当时非常重视打坝,重视农田基本建设。
  近平解决了当时陕北农村老大难的燃料问题。那个时候,因为植被稀疏,我们陕北农村砍柴难,做饭、取暖、照明都成了难题。所以近平一直在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。一开始近平说想搞沼气的时候,很多人不相信,也不支持。近平到四川去学习沼气技术,回来以后亲自试验,建起了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并点火成功,这种情况下,对于办沼气就没有社员反对了。说老实话,农民是最实际的,他看到了,得到实惠了,他才接受。你讲再多道理,什么前景,什么展望,他们不一定接受。必须身体力行,给他们做出样子来。从这以后,沼气得到大面积普及,解决了困扰我们这个地区多年的燃料不足问题。
  沼气池里的沼液可以作为肥料施在农田里,比一般的粪肥肥力要大得多。我们村曾经试验过,专门选一块地方施沼液,等到庄稼长起来,明显就比施粪肥的庄稼长得茂盛,到收获的时候,产量也更高。
  近平当支书以后,还给村里办了个代销点,这个也是为了方便社员生活办的。社员想买点日用品,比如煤油、洋火、肥皂,要等到逢集的时候跑到文安驿的供销社去,要提前请一天假,赶着去,赶着回,很多时间都浪费了。有了代销点,村里把农民需要的东西备齐,农民走几分钟路就能到代销点,买到需要的东西,后来就越来越灵活了,社员还可以赊账,或者拿鸡蛋去换。比如一斤煤油,用四五个鸡蛋就能换到。
  铁业社也是近平办的一件大好事。近平把会打铁的社员组织起来,实施定额管理,比如,每个铁匠一天打三把老镢(陕北方言,镢头),就给他10个工分。超出了三把,就给予奖励,完不成任务就要扣除相应的工分。多劳多得,少劳少得。当时延川各个大队普遍没有副业,没有副业就没有资金。我们铁业社把那些锄头、老镢、镰刀生产出来,社员用不完的,就送到文安驿供销社代销。卖了钱之后,扣除成本,剩下的钱就是村里的集体收入。村里得实惠,还可以给铁匠分成,比如一件工具卖了三块钱,就可以奖励铁匠一毛、两毛的。整个铁业社的规划、管理、分配方法都是近平制定的,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管理方式。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,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,有一套方法和技巧。
  农活的劳动强度很大,对于妇女来说就更是极大的负担。妇女家务繁忙,不仅要上山干活挣工分,在家还要做饭,还要缝衣服,还要照看娃娃。那个时候的农村,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生,一个比一个大一两岁,一到吃饭的时候坐一排,都抢着吃,照顾孩子确实非常辛苦。到晚上,男人和孩子都睡觉了,妇女还不能睡觉,拿起衣服,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缝缝补补。
  有一次,近平跟我聊起陕北农民生活的事情,他说:“为啥农村生活苦?为啥妇女那么劳累?有一个原因就是生的娃娃太多了。”我说:“是啊,我们兄弟姊妹七个,都不算多的。”近平说:“生的孩子多,农民负担就重,妇女的劳累就更多,农村的年轻人还是应该少生娃娃,把娃娃养好。”可见,那个时候近平就有了优生优育,减轻妇女负担的思想。
  近平看到农村妇女这么辛苦,他就在这方面动了脑子。他搞的缝纫社主要是为妇女着想。农民衣服磨损得快,妇女白天干完活,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。近平找了我们后队的一个叫雷琴的妇女,她的缝纫手艺好,专门在缝纫社缝补衣服、做衣服,其他的妇女就可以上山劳动,晚上也不用在煤油灯下熬夜缝补衣服了。近平还制定了一个规则:社员可以用工分来支付裁缝的报酬,比如,一个社员一天的工分是10分,就可以用这个工分来做衣服,做一件上衣用5分,做一件下衣用2分。而裁缝做得越多,所得的工分就越多。这样既解放了妇女劳动力,又解决了村里人日常的需求。
  近平还给我们村打了一口深水井。在这之前,前队没有水井,吃的都是泛水井里的水,非常不便,水质也不好。并且,当时前队有一块地种蔬菜,但是蔬菜需要大量的水来灌溉,仅靠挑水来浇菜,劳动量太大。近平跟村里研究,就决定在菜地旁边打一个井。打井的时候,近平亲自下到井里,站在冰水里面挖泥土和石头。这口井打成以后,同时解决了村里人喝水和菜地灌溉的问题,现在村里安了自来水,也是用的这口井里的水。
  近平还给村里办了一个磨坊。为啥要搞这个磨坊?那时候,毛驴是陕北很重要的运输工具,大多时候要运东西,要驮着粪上山,那时候毛驴很少,经常不够用,社员经常为争毛驴争吵。如果用毛驴推,从早上推到下午才能磨二三十斤粮食。近平办的这个磨坊置办了一套机械设备:柴油机、磨面机、碾米机,几十斤粮食,一小会儿功夫就能磨完,不用浪费时间,承担了全村的磨面和碾米的工作,也把毛驴腾出来用于生产和运输。社员只要把粮食拿过来,一会儿就磨好了,非常方便,而且都是免费的。
  近平做了这么多实事,源于他亲身体会到农民生活面临的难题,也源于他平时的观察和思考。他敢于实践,敢想敢干,也能干会干,能把想法变成现实。
  采访组:习近平当村支书有什么鲜明特点?
  武晖:近平他有威望,有能力,做了很多实事,同时也在积极地融入社员当中。他来到梁家河以后,一直就在学习我们当地的方言,到了后几年,特别是当支书以后,他可以完全用延川方言跟大家交流了。平时,近平对年纪大的人很尊敬,对小孩很爱护。近平对同龄人也很亲切,对那些表现不积极的社员,甚至对那些“管制分子”,他也从来没有吹胡子瞪眼,有话都是好好说,让大家心里都服气。像我们农村人关系好了之后就爱开玩笑逗乐,难免有些过头的地方,要么起绰号,要么取笑对方。近平和大家关系都很好,但是他从来不给社员取绰号,也不取笑别人。大家在心里对他既亲近又敬重。
  他这人做事,有决心,有毅力,轻易不说出口,只要说出口的话,只要认定了的事,他就坚持到底。用我们农村的话来说,就是说一不二,丁是丁,卯是卯,从来不说过头话。近平打坝、办沼气、办代销点、办铁业社等等,干一件成一件,没有哪件事情是半途而废的,无论遇到什么困难,他都能想办法克服。
  近平还能够很坚决地纠正干部的错误。他当支书的时候,前队有个年轻后生,是队里开拖拉机的,后来被选为生产队长。但是生产队长要负责全队的生产工作,要吃苦在前,比较劳累,而开拖拉机又风光又轻松,他在思想上有些转不过来,还是想接着开拖拉机。那个年代农村生产,社员本身没什么自主性,关键就要靠生产队长带头。什么时候种,什么时候收,在农业生产上生产队长必须得是行家,还要能吃苦,负责任。所以,遇到好的生产队长,农民就过得好一点,生产队长不着调,农民就饿肚子。近平给他讲:“你既然被选上了生产队长,就说明村民信任你,你就得好好干,干出个样子来。队长是一个队的带头人,全队的人都看着你呢!开拖拉机会影响你当队长,也会影响你们这个队的收成。”刚开始的时候,他还是有些转不过来弯,近平就让他慢慢想,每天早上来汇报一次思想情况,看看他有没有想通。连续跑了三四个早上之后,他觉得近平作为村支书,又是外地来的知青,对村里的事情这么操心,受到了感动,自己作为村里人,更应该努力搞好生产队的工作了,慢慢地就在思想上转过弯来了,踏踏实实地当上了生产队长,安心组织队里的生产,让其他人去开拖拉机。后来,这个后生的队长当得可好了。
  在农村,打架的事情时有发生,有时候社员在山上劳动,两个人一言不合,就骂起来了,说打起来就打起来。当时的农村,十几岁二十岁普遍都有点文化,但是年纪再大些的基本都是文盲,没有文化修养不行,处理问题很愚蛮,骂仗、打架,司空见惯。近平对这种情况见得多了,深感农民打架是严重的问题,所以他当大队书记以后,就制定了村规民约,禁止打架、骂架,在会上宣布,村民之间不能打架骂仗,否则就要进行处罚。但是,这种事情又是难免的。我们后队有两个后生,一个叫“猴儿”,一个叫“矮矮”,两个人平时就有矛盾,后来又出现了问题,两个人打了一架,互相都揍了个鼻青脸肿。生产队长处理不了,就让近平来解决。近平对他们两个的情况也了解,但是规定就是规定,两个人都罚了10个工分。近平当时就说:“无论有理没理,你不能打架。有理的不能打,没理的更不能打。”近平要求他们在社员大会上做检查,他们觉得在大会上做检查有些丢脸面,不太乐意。近平就问他们:“你们接受不接受处罚?禁止打架是咱们的村规,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到场了,也是大家都同意了的。如果你们接受不了扣工分,我就把我的工分给你们,但你们必须做检查。”两个人听近平这么说,都很惭愧:“我们打架是我们犯了错误,按照规定就应该罚分,叫你给我们填上,说不过去。没啥说的,我们接受处罚。”近平当书记的时候,梁家河打架斗殴的事情明显减少了。事隔多年,“矮矮”给我讲起这个故事,还在不停地叹服:近平真是会做思想工作!
  农村矛盾多如牛毛,村党支部书记的工作特别难,一个人能当好公社书记,未必能当好大队书记。村里的工作要费好多脑子,想好多问题。农民的思想工作是不容易做的,你给他们做工作,必须让他们思想上能够接受。把思想工作做好了,什么都好办,农民就佩服你,支持你工作。农村干部的威信,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建立起来的,也不是靠嘴巴吹起来的。农民是非常实际的,他就看你能不能做事,能不能公道。只要做到这两条,什么问题都好处理。
  采访组: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,你和他有哪些联系?
  武晖:近平在正定工作的时候,我是文安驿公社的教育专干。正定当地派了两个人到梁家河的党支部搞外调,先到了文安驿公社的办公室,恰巧我也在场。他们不知道梁家河在什么地方,我是梁家河的人,就给他们指了路。他们到村里问了很多人,大家无一例外地都对他交口称赞。那两位外调的同志在村里调查完了之后,就又回到文安驿公社签署意见。这个时候,正巧又碰上了我。当时到了吃饭的时间,我就问他们吃饭了没有,他们说没吃,我就把他们带到饭馆吃了一顿陕北的饸饹。在吃饭的过程中,我们就聊了起来。聊着聊着,我向他们打听了近平的情况。
  我说:“习近平在那边干啥呢?”
  其中一位同志说:“当县委书记呢。”
  我说:“干得怎么样?”
  “近平干得很不错,群众威信很高,每年开三干会(七十年代每年都要召开的大队、公社、县三级干部大会)的时候,开到中间,很多干部发言很乏味,好多人听得烦了,就走了,还有些人听得困了,就睡着了。只有习近平讲话的时候,没有人走,也没有人睡觉。他讲话讲得有意思,很实际,也很有感染力,干部们都爱听。”
  我说:“近平当村支书的时候,他讲话我们村里人也很爱听。”
  另一位同志又向我透露说:“近平的工作作风,跟其他的干部不一样。很多领导干部,都是由办公室负责安排,提前通知。近平主持县里的工作,到乡镇和农村检查,从来不提前打招呼,都是骑着自行车就去了。到了实地,他去看领导在不在,工作做得怎么样,实地去看,不给对方提前准备的机会。如果他看到什么工作做得不到位的,当时就把相关领导叫到现场,督促他拿出整改方案。”
  我听了这两位同志说的话,得知近平工作做得好,在更大的平台上发挥了他的才干,心里很高兴。
  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,我们村里一个叫张志林的人,跟我打听近平的情况,说要给他还钱。原来,近平从梁家河走的时候,村里还没到年终结算。等到年底结算,会计算账的时候,人口多而工分少的家庭,就要出粮钱(陕北方言,给队里交钱),人口少而工分多的家庭,就要得粮钱(陕北方言,队里给现金)。出粮钱的家庭把钱给会计,会计再把这个钱发给得粮钱的家庭。近平的工分多,年底又没有分粮食,就要得粮钱;张志林家里娃娃多,工分少,要分的粮食多,就要出粮钱。会计为了账面收支的平衡,就把近平一年的粮钱八十元兑给了张志林家里,而张志林家里应该把这八十元单独交给近平,但是当时张志林家里非常贫穷,拿不出来这八十元钱,并且近平上学也离开村里了,就这样,张志林家里一直没有机会把这个钱给近平,十分过意不去。现在张志林有钱了,一直想要把这个钱还给近平,他经常念叨,近平的这个钱救了我们一家人,欠账就得还钱,不然良心上过意不去。我就劝张志林说:“你现在还给他,他也不会要。他帮助过的人太多了,你看看咱们村,哪一家他没有帮过?你放心吧,他肯定不会有想法的。”七十年代的八十块钱可是不小的一笔钱,按购买力来算,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八千块钱。
  1993年,近平回到梁家河,乡亲们热情地招待他,还杀了一只羊。我们一起吃饭,近平嘱咐了很多事情,我一直在旁边听。近平主要说了,山上要治理,河里要打坝,山上要种经济林,还要种果树,要把地打平,好提高产量,要解决肚子吃饱的问题,还要解决文化问题……方方面面的事情,近平都讲了很多。从始至终,他最关心的始终是基层群众的生活。
  就在那次,近平还向我们打听一个叫灵娃的孩子。这个孩子的事,还要从头说起。1969年,知青到我们梁家河的时候,我们村有个十几岁的孩子,小名叫灵娃,但是实际上脑子并不灵光,智力上有先天缺陷,用我们农村的话叫“半憨憨”。灵娃的父亲是基建队的队长,主要负责带着知青做打坝、修田等农田基本建设的事,他就经常把灵娃带到地里去。灵娃虽然脑子有问题,但是干活很踏实,也能吃苦,近平他们这些知青都很喜欢灵娃,劳动之余很喜欢和他一起玩,谁也没有嫌弃、取笑过他。近平1993年回来的时候,灵娃的父亲已经去世了,只有灵娃的母亲带着他度日,家里的光景不行,生活很艰难。近平为了接济这家人的生活,当时就给灵娃的母亲留了500块钱。
  2015年春节前夕,近平又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,他到家家户户都看了看,用延川话和乡亲们交谈,就像回到了久别的家中,特别亲切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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